8月26日，匈牙利著名作家纳道什·彼得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3岁。在匈牙利国内，纳道什·彼得是与诺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·拉斯洛齐名的国民作家。今年纳道什·彼得在国内出版的作品《被阻塞的疼痛》是其写作生涯的浓缩选集，其中收录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简明扼要地了解纳道什的文学风格。
纳道什・彼得（Nádas Péter，1942—2026），匈牙利小说家、剧作家。2003年获弗朗茨·卡夫卡奖，2006年获选柏林艺术研究院院士。
撰文｜暗蓝
《被阻塞的疼痛》
作者：纳道什·彼得
译者：张祝馨
版本：文景｜上海人民出版社
2026年6月
拒绝取悦他者
有一则轶事，或许可以帮助不了解纳道什·彼得的读者建立关于他的初步印象。在一场读书会上，纳道什按照主持人的指引，在他的位置上落座，却感觉心烦意乱。最后他发现，罪魁祸首是眼前花里胡哨的“新巴洛克风格”桌子，于是当场要求更换。工作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，找来一张朴素的黑色桌子，这场活动才得以继续进行。
乍看上去，这位大作家似乎有点儿矫情，因为桌子不符合自己的审美风格便挑三拣四。不过纳道什自己后来作出了解释：令他无法忍受的并不是简单的“风格问题”——“他并不是不喜欢‘巴洛克’，而是因为那是一张廉价仿制的巴洛克家具。他说：‘要是真的巴洛克家具那就好了’。”（余泽民：《平行故事Ⅱ：黑夜深处》译后记）
纳道什并非不喜欢繁复与破碎——实际上，从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故事终结》，到接下来的《回忆之书》《平行故事》，文体上的繁复与破碎恰恰是读者最容易感受到的创作风格。纳道什几乎是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风格，对那些在他眼中不够理想的读者予以“劝退”。但如果你能够克服这种文体层面的障碍与不适，便会感受到作者试图表现的其实是人类生活本身最朴素的坦诚。“坦诚的句子可能会使人强大，但人不能用句子来表演强大。”（《被阻塞的疼痛》，114页，下文引用本书仅标记页码）在个体越发原子化的现代世界，坦诚也可以是一种取悦他者的自我操演。但纳道什拒绝这种取悦。相反，他相信人们只能通过忍受不适乃至痛苦抵达某种混沌的本真，进而重建个体与他者的联结。他与读者的关系或许如此，但更关键的是他试图以这种艰难的风格，重建自己身为作家的自我，与生活乃至世界的联系。
相比长篇作品，这部包含中短篇小说与随笔的文集《被阻塞的疼痛》好似一幅“作家肖像”，让读者可以相对轻松地初步了解纳道什的风格，以及他笔下“混沌的本真”。小说部分的故事读来甚至颇为“简单”：如第一篇《欺者，骗者》，表面上似乎只是一则“童年旧忆”——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学生，渴望在生日这一天享受假期，于是模仿大人的笔迹，伪造了一张请假条。老师佯装不知，却在孩子生日当天登门家访。家访并没有引发任何后果，故事也在无事发生的氛围中结束。但对于敏锐的读者来说，恰恰是因为直到故事结尾依旧“无事发生”，这次欺骗引发的后果才是确凿的。老师与父母交谈许久，孩子却被拒之门外。假如“大人们的交谈”带来的是第一时间的惩罚，孩子便不会感受到深切的不安乃至恐惧。然而当未知的行动并没有带来第一时间的后果，这种延宕注定会带来永恒的折磨，而这一切的起因则是小说的第一句话，“那是春天，我已经学会写字了。”（第9页）春天意味着个人意识的萌发，它与语言的习得同步到来；然而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，若无语言便不会有谎言，更不会有判决的延宕与永恒的不安。
延续这一主题，文集的下一篇小说《圣经》依旧围绕“不安的童年”展开。这个故事是纳道什创作生涯的起点，完成于1962年，但直到1967年才得以发表。在这部作品当中，纳道什日后重要的主题“身体性”已然隐隐浮现：故事里的男孩先后被女佣与邻家女孩的身体吸引，但阶级差异令他收获了截然不同的后果，这或许会成为他迈向成人世界的“第一课”。这一模式在他日后的长篇作品《平行故事》当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呈现，如学者乔尔达什·加博尔指出，“（在《平行故事》当中）真正的叙事是关于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、它们的吸引与欲望、它们彼此的记忆”。由身体作用驱动的行动网络，驱使行动者迈向不同的命运，而当女佣因被怀疑偷窃财物遭到驱逐，她唯一“偷走”的——实际上是被男孩毁弃才被她捡走的——一本《圣经》，其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。到小说结尾，男孩的母亲带着男孩一起，到家徒四壁的女佣家里留下钱财，换回这本她自己其实已经遗忘的《圣经》，她已经无法挽回早已失落的现实秩序，更无法教会儿子混乱以外的其他法则。所以在回家路上，母子二人相顾无言，“她不时地回头看，像是想寻求一点慰藉，但我的眼神没有给她任何回应。我跟在她身后，决心不作出任何回应”。（90页）
图源/unsplash
向历史记忆延伸的身体
由身体引发的行动与回忆，最终实现的是历史的形成。这一主题在同样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《克拉拉夫人的房子》里得到了更清晰也更成熟的呈现。作为革命者的遗孀，克拉拉夫人的身体越发难以承受日常的重负，但她又无法心安理得地“占据”女佣年轻的身体。“她觉得从买菜、做饭、洗碗和洗衣服中解放出来的时间毫无用处，因为这些解放出来的时间现在又被另一个负担压得喘不过气，来自另一个人类的负担。”（286页）所以当隔壁的男孩与女佣相互吸引，克拉拉夫人默许了一切的发生，“他们的世界又恢复了生机”。（337页）只是当历史甩开重负，果断向前，被留下的人难免会感到不安。“克拉拉夫人感到害怕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自己，她一无所有。”（339页）
孤独或忧郁，是克拉拉夫人一般冷静的个体面对历史时的必然感受。在随笔《忧郁》（1986）当中，纳道什剖析了这一经典概念。他使用的词语是匈牙利语当中更常用的mélabú，而非拉斯洛在《反抗的忧郁》当中使用的melankóliája，后者更接近欧洲文化传统。实际上，纳道什的“忧郁”更接近一种生活经验，而非《反抗的忧郁》当中面对文明瓦解时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。但这种经验依旧与破败有关，“当人类力量的张力形成的泡泡破裂，而我们希望为由此产生的缺失命名时，我们的语言就会渴望一种无限性，希望自身是想象或经验所无法估量的。”（342页）唯有在对无限的设想中，人们才有办法安顿自身有限的绝望，即希冀于“存在着一种观看的可能性，但我们无法施行，或是存在着一种感觉的可能，但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述。这就是忧郁本身”。（360页）忧郁意味着经由已知与未知的相似性，对绝望加以悬置。但在这篇随笔最后，纳道什也不无戏谑地指出，真正需要培养和保护的并非忧郁者——他们已经找到了安顿自己的办法——而是那些缺乏这种感觉的人，“这样的人是政治家，也是情人。”（375页）
只是纳道什说要保护这样的现实主义者，但他对现实——尤其是当它化作一种无条件的激情或麻木——其实充满不满。《火与知识的故事》（1986）与《我们可怜的可怜的萨沙安德森》（1992）皆聚焦这一主题，或许也是这部文集中最重要的两篇随笔。前者从一次虚构的纵火行动入手，讨论在对真相的回避成为惯性的状态下，“匈牙利人意识到，只有集体的无知才能使他们免于个人的愚蠢”（387页）；后者则写到进入九十年代之后，对东德“间谍”的审判不该取代对罪责与善恶更根本的清算，但在现实当中，人们却总是“画一条长长的红线，然后说：坏事就此为止，从这里开始我们将拥有好的”。（443页）审判的斩钉截铁，正是一种被表演的坦诚——人们希望得到这种强大的护佑，然而真正收获的却依然是含混的不安。
图源/unsplash
接受虚伪的存在假面
同样的对照也延续到纳道什对文艺作品的讨论当中。在《论托马斯·曼的日记》（1988）当中，纳道什注意到匈牙利读者对这位德国文豪的强烈兴趣，并非由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而是“他身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的内在独特性所显现出来的代表性角色”。（133页）换言之，匈牙利读者崇拜的并非曼的创作成就，而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偶像的不可撼动。但纳道什却从曼的日记当中，读出了他对于忧郁和反抗精神的压抑，“被推倒的偶像，被驱逐的圣人，都以生者和死者的面貌重新在精心粉饰的墙壁上现身。”（145页）而在《哈姆雷特自由了》（1977）当中，纳道什赞赏了苏联戏剧导演柳比莫夫版本的《哈姆雷特》所采取的平民视角，“（这一版本的哈姆雷特）在等级制度中劈开了一条裂缝。他创造了例外。他用自己的存在填补了行动与思考之间的鸿沟。他是这道鸿沟的证明者。”（225页）虽然忧郁的丹麦王子只能通过戏剧证明“真实生活”的意义，但观众显然拥有更加充分的空间与可能。
这部文集的英文版选择了“火与知识”（Fire and Knowledge）作为书名，中文版则选择了倒数第二篇随笔《被阻塞的疼痛》（1995）。当人们越发相信自己的力量无法寻回真实、重建秩序，真切的疼痛便会被阻塞，进而只能在麻木中生活。只是在曾经生活在同样文化环境中的齐奥朗以“每个受苦之人都是公害”的否定性智慧求得解脱的同时，纳道什依然渴望找到一线生机。于是对他而言，“倒不如说，每个不想受苦的人都是公害。”（560页）对疼痛的畏惧，才是人们“活在真实中”最大的阻碍。
也正因如此，“人们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却想要解释一切”才会成为一种常态。人们假装理解、假装生活，并强迫他者接受自己的假面，由此生成并不牢靠的联结。而纳道什所做的正是戳穿这种日常操演。对他而言，唯有朴素的坦诚能够建立真实的联结，进而帮助人们理解永恒混沌、但并非注定不安的现实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。作者：暗蓝；编辑：张进；校对：赵琳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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